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
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
陈 丹青

大家好：
　　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。每次都是又恭敬，又有点紧张。昨天特地剃了头，换双新皮鞋。我不会当场讲演，讲到鲁迅的话题，尤其郑重，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。下面我按着稿子念，再作些发挥，请诸位原谅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一）

　　鲁迅先生的纪念会，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。在中国，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。

　　粗略说来，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，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；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，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，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，在台湾被长期封杀。总之，“鲁迅话题”是百分之百的“政治话题”。

　　八十年代中期，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，挪进学术领域；九十年代迄今，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、回避、冷淡的戏剧性过程。二十多年来，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，不再能够，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，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，由“在朝”转向“在野”，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“鲁迅争议”，王朔，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。

　　到了新世纪，“鲁迅争议”衍生了“还原鲁迅”的愿望。就我所知，不论是鲁迅的“捍卫派”还是“质疑者”，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，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。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，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。其中，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：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，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，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：“鲁迅是谁？”

　　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。这一问，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，面目全非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二）

　　我们可能都会同意，几十年来，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。而鲁迅的被扭曲，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。从五十年“政治话题”到近二十年的“鲁迅争议”，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，今天，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“还原”。

　　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，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；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，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。鲁迅的幽灵、鲁迅的读者，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、两份遗产之间游荡。

　　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。另一面，我们看看西方。譬如但丁、蒙田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黑格尔、托尔斯泰、尼采、马克思……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、文化公案，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、塑造、发掘、延伸。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，但不属于政权；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，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；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，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；他们历久常新，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。

　　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：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；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，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；他被悬置，但难以过时，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、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；因此他历久长在，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，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；他的全集一版再版，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——相比被封杀、被遗忘，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，更其悲哀。

　　七十年来，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，近二十年，煞有介事也罢，发乎内心也好，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。鲁迅清静了，不再被利用，也不再被供奉。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“鲁迅政治”一样，都是反常与变态，是历史的冻结。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，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。

　　九十多年前，鲁迅的大愿是“救救孩子！”今天，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：“救救鲁迅”！

　　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，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？如果是鲁迅的问题，他的遗作俱在，要争议就争议，不愿读就不去读，无所谓还原不还原；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，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？怎样还原？有没有可能还原？

　　我想来想去，答案是：一，问题出在我们；二，鲁迅很难还原。三，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，有待于“我们”发生根本的变化；四，不论是良性的、恶性的、还是中性的，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，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——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——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。

　　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，不是还原，而是“我们”的变化。

　　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，为什么这“难以还原”是我们的问题。最近，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，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。有的早就听过，有的闻所未闻。记忆所及，仅举如下数端：

　　1，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？2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？是否值得继承？3，鲁迅喜欢骂人，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？4，怎么看待鲁迅认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？5，鲁迅的名句：“我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”，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？

　　在半小时访答中，我无能展开谈论，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，我清清楚楚看见，问题在我们，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。

　　其一，鲁迅可以商榷吗？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，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——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“商榷”，理应“商榷”，但我不用“商榷”这个词，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，吞吞吐吐，躲躲闪闪。当“商榷”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，正是抹杀批评，禁止怀疑的年代，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。

　　其二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？是否值得继承？我的回答是：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、批评和抗争，那么，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，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。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，因为谁也继承不了、继承不起，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，或者，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。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：沉默、归顺、奴化，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。

　　其三，鲁迅喜欢骂人，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？阿弥陀佛！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？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、别的时代，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——我不认为这是骂人，反而指为骂人者，真是一种骂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，姑且从众吧——太远的例子不去说，仅看比鲁迅略早、略晚，或大致同期的人物：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，他说，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，向他们头上倒粪便；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，谁都骂，骂皇帝和教主，骂莎士比亚和尼采，骂前辈赫尔岑，骂老朋友屠格涅夫，当然，也骂他自己；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，他说，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，那就是耶稣，而“耶稣教”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……在中国，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，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，那样人整人。

　　这种人整人的恶习、模式、话语方式，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，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。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，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《鲁迅：最被污蔑的人》，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。这里仅举一例，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，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“双重的封建余孽”。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，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。

　　其四，怎样看待鲁迅认同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？是的，我们这代人都是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子民。但不要弄错：从六七十年代的《红旗》杂志或《人民日报》通栏标题读到“无产阶级专政”这句话，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，是两种读法，两种后果，两回事。是的，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——在他的时代，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，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、西班牙画家毕加索、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、彼德鲁齐等等，不仅左倾，而且是准共产党员——当“双重封建余孽”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，模写“无产阶级专政”这句话，不是出于政治信仰，而是再三目击“无产阶级”青年肝脑涂地，被枪毙。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、狡诈、霸道、浅薄，同样也是鲁迅。为什么呢？

　　因为其五，鲁迅“向来不憚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”——这句话居然“助长了中国人的恶”，且不说此话通不通，这是什么逻辑？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，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——恶意，分两种，一种是自知其恶，一种竟出于所谓“善意”，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“善意”去责难鲁迅，这善意，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。

　　不过以上的问，以上的答，都愚蠢，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帐，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。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，这差异，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。

　　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、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，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。

　　鲁迅青少年时期，中国有大清政府，有康梁乱党，有孙中山革命集团，有无数民间集社，有列国的殖民地。鲁迅壮年时期，北方是军阀政府，南方是国民政府，江西是苏维埃政府；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，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，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。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，中国粗粗统一，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，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；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，有日租界与法租界。

　　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，学界有前清遗老，有各省宿儒，有留日派，留英派，留美派，留德派等等，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，各有真正的学派、主张和势力。政治流派，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，共和派，保皇派，三民主义，共产主义，资本主义，自由主义，法西斯主义，民族主义，还有无政府主义——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，“巴金”的笔名，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：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，他比鲁迅谈论“无产阶级专政”还激进，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，活了一百多岁——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：虽然昙花一现，形同儿戏，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，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。
 
　　鲁迅的同学、战友、论敌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，如蔡元培和陈仪；有的是共产党要人，如陈独秀与瞿秋白；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，如郭沫若与田汉，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，如胡适之；当然，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。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，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，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；有鲁迅为之谋职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；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，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。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，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。鲁迅的外国友人，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，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，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，非左非右，并没有政治色彩。

　　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，今天即便人脉最广，身份最特殊的角色，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、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。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朋友等同朋党，胡风集团、二流堂圈子，均曾获罪，关押自杀多人，株连千百。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。八十年代迄今，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，或以升官，或以发财。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，然而众人的出身、职业、观点或有差异，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，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，都是一样的。

　　总之，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，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，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，绝对不可能想象，不可能亲历，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——当然，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，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，免于乱世之苦。其代价，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，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，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，迹近生理上的无知。

　　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，再早、再晚，都出不来。他的时代，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，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“百家争鸣”时代。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，因为有其他人；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，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。他身后被高悬、孤立，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。近二十年，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，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：我们读鲁迅在先，读其他人在后，听他骂人在先，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。这种先后差异，不可低估。

　　但这些都不重要，真的要害，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。我们的思维模式、话语习惯、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，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。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，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。要还原鲁迅，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，做一番自我还原。

　　譬如，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，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；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，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；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，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；他被特务监视，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；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，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；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，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；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，但从未被国民政府“打倒”并发动全国性批判；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，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；他擅逃亡，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、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；他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，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；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，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，甚至县长；他私通乱党，名列通缉，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，所以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。许多人讥嘲他是位“绍兴师爷”，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“冤假错案”；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，此外，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，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；晚期，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，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、修改、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；不消说，他从未申请入党，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，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“内部文件”，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，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；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，不是国家操办；他被覆盖《民族魂》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；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，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，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，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。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，慷慨激昂，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。

　　对不起，还有：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。

　　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。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。在他的回忆录中，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，那是由人事处、房管所、中央领导、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。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，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——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，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、弄权整人。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暴戾，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，其中，单是“气宇轩昂”的左联“元帅”周杨同志当了文化部长，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，就会使他大开眼界。

　　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。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。

　　七十年历史，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。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、阅读鲁迅，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，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。在我们的上下周围，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——岂止是他，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，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，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，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，消失净尽——而在鲁迅的时代，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、为官为匪，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，个个跨越唐宋，上溯先秦，同时，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，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，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。

　　或曰，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？大大进步了。“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！”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，贬低今天。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，至少，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——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，无缘享受空调；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，无缘驰骋高速公路；他主张抛弃毛笔，可未曾梦见电脑；他晚岁收藏不少《世界裸体美术全集》，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……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。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，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，他说过，未来是坟，坟的未来，无非是被踏平。

　　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？譬如，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，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，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。然后，启蒙先贤、尼采学说、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、追问，并持续超越。当李维·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，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；巴特尔出道之书《写作的零度》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，而他最后著作《明室》的扉页，题写“向萨特的想象致敬”……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，在西方从未停止，那种激烈、深度、不苟同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，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。在西方，文人从未被打倒，而是被质疑；从未被神化，而是被纪念；从未被架空，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、被持续研究。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，并不大惊小怪，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。

　　我们只有一位鲁迅。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，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。而鲁迅死后，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：或者割裂、或者歪曲，休想继续传递、提升、展开。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，却被迫停在过去时。同时，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，看不出停止的迹象——在中国，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：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，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。而今“与时俱进”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，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，既当圣人，又做恶人：不是吗？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，又不得不与之周旋：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（俗称“马概”）以便通过政治考试，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？鲁迅有哪些价值？孩子们根本不在乎。在今日知识谱系中，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，除了屈就而厌烦，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，没有爱。

　　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，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。我们既难消除鲁迅，也难以挽救他，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，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：当周令飞问道“鲁迅是谁？”我猜想，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。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，恐怕不常称之为“爸爸”、“爷爷”，而是直呼“鲁迅”，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：“这是鲁迅的母亲。”

　　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，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、作废了：梁启超、孙中山、蔡元培、胡适、陈独秀、梁漱溟、马寅初……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，不再发生温热，投射光芒。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：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，接着，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。

 　　“鲁迅话题”不能只谈鲁迅。只谈鲁迅，将会加深他的孤立，使这孤立更精致，更难以把握，“鲁迅研究”本该是文化研究，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——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、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、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、纪德发掘妥斯托也夫斯基的深度、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、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，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，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、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，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，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，坐井观天；当以赛亚·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，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，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，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，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。

　　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？

　　十月以来，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，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。可喜的是，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，其表层，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：知识景观逐渐铺展，言论空间有限豁裂，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，旧有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。总之，这都是好消息——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，而是对于我们。

　　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，重复道：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？我的回答是：一，不必勉强。当年《呐喊》《彷徨》再版时，鲁迅就不愿意，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；二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，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。换句话说，第三，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，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，应该是我们——我们愿意被照亮吗？

　　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：“鲁迅是谁？”我愿去掉“鲁迅”两个字，改成“我们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6年10月12日